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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外交】凌胜利: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

归档日期:12-03       文本归类:主场优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关键词: 中国主场外交; 国际话语权; 国际形象; 全球治理; 新型国际关系

  主场外交是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民主赤字、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来促进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增强了自身的战略能力,促进大国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北京市社科基金 “主场外交与北京市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项目 “大外交时代首都主场外交的公私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加使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但由于大国博弈、领导乏力、制度不足等原因,全球治理存在失灵现象。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规则滞后,不能反映权力消长、适应安全性质的变化和应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念层面则表现为理念滞后,依然以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还面临大国合作势头消退、多元主体协同缺失、治理对象模糊不清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多方面制约。其中,国际制度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面临诸多困境,包括代表性不足、责任错位、机制复杂性等。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对国际制度态度的改变,当前国际制度需要解决好开放性、包容性和领导力等问题。

  一般而言,多边主义被视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但多边主义的致命弊端是效率低下。为了解决多边主义的有效性问题,加强国际领导至关重要。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影响了其对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中国等新兴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推动全球治理更有效力,需要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国际制度中增强新兴国家的地位至关重要,以减少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解决其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考虑到国际制度的“非中性”特点,国际制度难免不受权力博弈的影响。一些国家考虑到在现有国际制度中难以彻底改善其地位与话语权以及全球治理制度供给的不足,开始创设新的地区或全球性国际制度。而由于与既有国际制度存在功能重叠、区域重合等情形,新旧制度之间不乏矛盾,也即导致“竞争性多边主义”。这样,全球治理便面临领导乏力和领导竞争的双重困境,需要大国的包容性竞争和协调性领导。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有能力和意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全球治理领导乏力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领导竞争的困扰。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积极进取,不仅参加和主办了一系列多边峰会,还创建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制度。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这无疑表明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不过由于中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受限较多,难以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和作用。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中国近年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创建,倡导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建设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的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增强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中国需要更多的平台、机制甚至是自己搭台唱戏。为此,近年来中国积极举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在这些主场外交中,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无不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其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有所增加,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理解、认可与支持,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多进行沟通,塑造共识和共同行动。因此,无论是改善全球治理还是推进中国外交,主场外交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通过主场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并非中国特色,美国、法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都有所运用。

  2013年以来,中国主办了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场主场外交。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频繁开展主场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形式,表明中国外交的主动塑造意识显著增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众,对于中国频繁举行大规模主场外交活动都存在不解甚至质疑。中国举办主场外交的诉求是什么?主场外交能否成为中国加强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影响的有效路径?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主场外交需要回答的问题。总体而言,尽管中国主场外交的实践不断增加,影响日益扩大,但相关学术研究较少,故而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主场外交的概念进行辨析,第二部分探讨中国主场外交的历程与类型,第三部分探讨中国主场外交的逻辑,第四部分以博鳌亚洲论坛和G20杭州峰会为例来分析主场外交,最后是结论,总结中国主场外交的成效及其对于全球治理的作用。

  学术界对主场外交的概念界定主要突出其空间性。主场外交,简而言之,就是在本国国境之内举行的外交活动。这一定义对主场外交的理解比较宽泛,只是强调了其空间性,对其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未做精确界定,也就意味着主场外交是一国外交的必要组成部分,并无太多特殊性。资深外交官陈明明认为,主场外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本国召开,二是多边的,也就是说至少涉及三个国家。在他看来,主场外交不仅要关注空间性,还要关注类型的多边性。中国此前并非未举办“主场外交”,只是较少用这个概念对以我为主的外交活动进行描述。

  陈东晓认为,一国除了在国(境)外开展的外交外事活动,其他在本国开展的外交活动似乎都应纳入主场外交范畴。真正的主场外交应同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明确外交活动的“地理场域”,即在“本国(境)内”而非国(境)外开展;二是明确东道主对外交活动的“能动性”,即东道主应当发挥重要乃至主导作用;三是明确外交活动对服务本国总体外交任务具有“积极正面作用”。基于此,他将主场外交定义为:在一国(境)内开展的,由东道主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并能对维护和拓展该国国家利益发挥积极影响的各类重要外交活动,包括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这一观点将空间性作为主场外交的基本属性,但更为关注东道国在外交活动中的角色与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主场外交概念界定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外交形式是仅仅局限于多边外交还是包括双边外交;二是是否需要考虑东道国的能动性。本文认为,考虑到双边外交的广泛性和常态化,主场外交更应该聚焦于多边外交。至于东道国在主场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则受到主场外交的类型、参与成员、议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可将主场外交界定为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主场外交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早已有之,比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冷战时期的日内瓦会议、维也纳会议等等。冷战后各种多边会议日益增加,如G20峰会、全球核峰会、气候变化大会等等。从外交实践来看,主场外交属于多边外交。在既有的外交学理论中,国内外学界很少将“主场外交”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类型进行分析,而更多将其视为多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之所以将“主场外交”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多边外交类型进行研究,主要是关注东道国在这些多边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崛起面临战略能力受限的困境,主场外交已成为提升中国战略能力的重要路径,加强研究很有必要。

  主场外交是一国国家实力的体现。在弱国无外交时代,政府首脑和外交官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影响,更难以把外国政府首脑、政要请进国门。主场外交的举办要以一定的国家实力为支撑,同时也考验东道国的内外协调能力。在主场外交的筹办过程中,东道国的多个部门都会参与其中,因而更像是“大外交”,而非传统的只有外交部门主导的“小外交”。除了外交官和涉外政府部门,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与组织、经济文化主体甚至公民个人都会参与到主场外交之中。鉴于其“大外交”的显著特点,主场外交可以理解为在东道国中央政府领导下,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立体式、整体性外交。作为东道国,举办主场外交,不仅需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还要谋求在议程设置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中国官方话语中,“主场外交”一词首次出现在2013年底,外交部长王毅在展望2014年外交工作时指出,“精心办好主场外交,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全力办好明年由我国主办的亚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认真做好加强安全合作和促进经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2014年3月两会期间,王毅在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当年中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主场外交”,中国将举办上海亚信峰会和北京APEC会议,这些都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此后,中国主流媒体对“主场外交”的报道日益增多,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开始零星出现。2016年底,王毅在2016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强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2017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是我们为提振世界经济采取的战略举措,为深化国际合作搭建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创新实践。2017年3月,王毅在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总结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时,高度肯定了主场外交的作用,“一系列主场外交有声有色。从2013年发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到2014年北京APEC会议、2016年G20杭州峰会,再到将于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社会日益看到中国方案、中国智慧。”2017年底,王毅在演讲中强调将办好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两大面向周边的主场外交,凝聚守望相助的地区共识,增添区域合作的发展动力。2018年两会期间,王毅指出2018年的中国外交以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四场主场外交为重头戏。2018年12月,王毅在对外交工作进行总结时,不仅肯定了博鳌亚洲论坛、首届进口博览会的成就,还指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2019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将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主场外交不断增加,对主场外交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

  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报告中,“主场外交”一词出现得相对较晚。截至目前,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尚未出现“主场外交”的字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8年才首次明确出现“主场外交”。2018年,中国领导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重大主场外交。办好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等主场外交。”2019年,中国领导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主场外交的成就。“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成功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在此之前,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也曾提及中国所举办的亚信峰会、G20峰会等主场外交活动,但并未明确冠以“主场外交”字眼。这也反映出随着中国主场外交活动的不断增加,主场外交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已经逐渐得到中国官方的肯定。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明确给出“主场外交”的定义,但基本可以认为在中国境内主办的高规格的多边外交为主场外交。

  基于上述对主场外交概念的学理辨析、中国官方对主场外交的概念认知,中国的主场外交是指在中国国境之内举行的多边外交,其参与主体并不限于各国政府,其他非政府行为体也可参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大外交”的特点日益明显。通过开展主场外交,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更有成效,全球治理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增强。

  尽管中国政府对于主场外交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形式的认可是新近的事情,中国的主场外交实践却早已有之。随着外交实践不断丰富,主场外交逐渐成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开展主场外交虽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这既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实力有关,也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场外交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1)。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力相对薄弱,外交经验相当匮乏,同时受美苏对抗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除建国初期主办过几次主场外交活动外,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主办多边外交活动。1949年11—12月,中国政府主办了亚澳工会代表会议,共有10多个国家的117名代表出席,这是新中国首次主办的多边外交活动。1949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共有14个国家的165名代表参加。此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基本没有再举行多边外交活动。建国初期,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主要是谋求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承认,会议主题大多是工会、妇女等“低级政治”。随后,受中美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交往,很少再有主场外交活动。

  第二阶段(1971—1989)。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尽管对联合国框架下多边事务的参与日益增加,但这一时期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还比较被动和消极,意识形态影响依旧强烈,基本没有主办主场外交活动。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有所增加,加入了更多的国际组织,但在主场外交方面仍相对保守,“搭台唱戏”的主场外交活动极少。

  第三阶段(1989—2012)。冷战结束之际,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也开始重视主场外交。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及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1.7万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是当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国际会议。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场外交逐渐增多。2001年,中国在上海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年6月,“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多次主办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场外交。200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年会在海南举行,此后每年中国都会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历经10多年发展,该论坛已成为中国主场外交的重要品牌。2003年,中国开始筹办“六方会谈”,可以被视为中国解决周边安全问题的主场外交。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由此拉开中非合作论坛的主场外交帷幕。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80多国政要来华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奥运外交”成为中国主场外交的重要亮点。同年10月,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亚洲16国、欧洲27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东盟秘书长和欧盟委员会领导人出席会议。2010年5—10月,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近百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2012年,中国主办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等主场外交活动。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主场外交活动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大为改观,不过这一时期中国举办主场外交主要在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较少考虑在议程设置、制度革新方面有针对性地增强战略能力,经济类主场外交还不够突出。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事实上,在十八大之前,中国主场外交已经渐次展开,但官方、媒体以及学界都鲜有冠以“主场外交”。十八大之后,中国主场外交力度加大,承办了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等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官方也逐渐将它们定位为“主场外交”。这些主场外交既有中央政府主导,由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部委主办,也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由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实施,既有中国承办的重要国际多边峰会,也有中国主导创建的多边会议或机制。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主场外交有三大显著不同。一是更注重通过主场外交来增强中国的战略能力,有意识地改进和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影响力和国际形象,成为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路径。二是经济类主场外交日益增多,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各国解读中国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希望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也想增强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与完善,在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三是中国日益注重主场外交的原创品牌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国创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并且其中一些重大活动逐渐机制化,成为主场外交的原创品牌。

  回顾新中国的主场外交历程,可以发现除了建国初期的几场活动外,中国的主场外交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其线世纪之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丰富多样,形式更加多元,凸显中国元素和影响。中国主场外交的演变表明中国国家实力在不断增强,也说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更是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的重要体现。

  基于对中国主场外交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认定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转型推动了中国主场外交的大发展。中国主场外交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类型多样,按照主导部门、涉及领域等可以做出如下区分。

  一是按照承办部门区分。虽然主场外交都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统筹下开展的,但具体实施却由不同部门执行。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涉外部门是主场外交的主要承办者。外交部是各种主场外交的承办或协调部门,在主场外交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还是金砖峰会,外交部都是主要承办者,在议程设置、会务安排等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一般而言,传统的政府间性质的主场外交基本由外交部承办。除了外交部,中联部在中国主场外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政党外交的主要功能。目前,中国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已成为由中联部主办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品牌,在该框架下还形成了中阿、中拉、中非、中国—中东欧等诸多中国与各地区国家的政党对话机制,成为许多主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主场外交中,政党外交作为其中的专题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商务部虽然直接承办的主场外交不多,但由于多数主场外交涉及经济、贸易等议题,使得商务部成为主场外交不可或缺的承办部门。2018年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近年来商务部参与主场外交的典型例子。国防部下属的军事科学院主办有“香山论坛”,历经多年发展,也逐渐成为中国在军事领域的主场外交品牌。此外,还有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共同主办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等等。总体而言,外交部、中联部和商务部是中国主场外交的主要承办部门。

  二是按照主场外交的来源可分为国际承办和本国创办。近年来中国主办的主场外交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申请承办的国际多边峰会,如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这些多边峰会一般在各国轮流举行,国际影响大,会议机制也比较成熟。相对而言,中国在这些主场外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受限更多。另一类就是中国创办的主场外交,主要有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香山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中拉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等等,它们由不同部门承办,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政府间外交,一些兼具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特点。这些主场外交议题相对集中,相关决议的约束性较小,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更为灵活、影响更大。

  三是按照问题领域主要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大类型。政治领域主要指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重在加强各国间的战略沟通和政治共识,这类主场外交一般是政府间外交,如2018年青岛上合组织峰会、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经济领域的主场外交主要服务于宏观经济沟通、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更侧重于解决全球、区域的经济、贸易、金融等问题,既有中国承办的G20峰会、金砖峰会、APEC峰会,也有中国创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中国对经济类主场外交也更加重视。军事类主要是指侧重军事交流、防务合作等领域的主场外交,目前主要有香山论坛。迄今纯文化类型的主场外交还比较少见,主要是一些大型文体活动,通过展示中国文化和形象,发挥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作用。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主办的主场外交以政治、经济类居多,军事和文化领域的较少。不过在中国主办的多数主场外交中,文体活动都是重要的配套议程。比如在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期间,文体等专题活动是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力争“一个平台多出戏”,尽量扩大主场外交的影响。

  除了中国创办的一些主场外交有固定的地点外(如博鳌亚洲论坛、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北京、上海是举办主场外交最多的城市,其他城市如杭州、厦门、青岛等也都举办过一些主场外交。中国政府对主场外交非常重视,几乎每次主场外交都有重要领导人出席,参与开幕式或闭幕式等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重要讲线

  与一般的外交活动相比,主场外交的价值主要在于利用主场便利在议程设置、人员安排、媒体宣传等多方面发挥引导作用。东道主可以利用主场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优势,掌握或增强国际话语权,拟定有利于本国的议题或议程,推动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规则或秩序,从而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具体而言,主场外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议程设置的先导性,二是话语输出的便利性,三是国际联合的规模性,四是媒介影响的引导性。

  主要源自国际驱动还是国内驱动?整体来看,中国主场外交具有很强的国内驱动性,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必然产物。通过开展主场外交,中国可以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自身的国际形象,最终通过增强战略能力,促进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主场外交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领域凝聚共识、提升制度效力,不断促进全球治理的完善。虽然近年来中国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但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比较受限,面临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相一致的困境,中国需要谋求更大国际领导权,才能更好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

  就目前中国主办主场外交的目标而言,学界大体存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优化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三种观点。

  当前中国外交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中国的国家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战略能力成为制约转化效果的关键因素,而主场外交则是提升战略能力的重要途径。战略能力是指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所有战略资源,通过战略转化,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考虑到战略能力的静态性与动态性,国家战略能力的要素基本包含战略资源、战略转化、战略谋划三个部分。所谓战略转化就是指将相对静态的国家实力通过战略动员、国际合作、国内外制度等方式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突出体现了“过程性”。主场外交主要是在“战略转化”环节增强战略能力,具体体现在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制度影响力、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四个方面。

  二是可以增加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影响力。利用主场外交的东道国优势,中国可以在既有国际制度中通过议程设置来促进规则改革,或者倡导创建新的国际制度、提供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在国际制度领域拥有更大的决策权、领导权。三是作为展示中国的重要窗口,主场外交可以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负面认知,增强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四是可以更多地塑造共识,促进国际制度的改革或创建,完善全球治理。总之,通过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国际形象和国际贡献四个方面,中国的战略能力可以得到实质性提升,促进国家实力向战略能力有效转化,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提升国际线世纪围绕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竞争,已构成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变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综合国力的增强并没有转化为话语权力的相应提升,与西方话语权相比,中国国际话语权相对不足。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学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利用国际机制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

  参与或建立国际机制,制定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成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或在参与全球治理当中,增强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也需要抓住修改、完善国际机制的机会,将中国理念、主张融入国际机制,提升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了一些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国际话语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展,国际话语权也有所提升。二是通过不断倡导“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来增强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机制创建和规则修改相比,中国在一些国际场合不断倡导“中国方案”更容易一些,“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发展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实践。三是利用主场外交等活动提升国际话语权。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负面认知不少,很多是因为中国国际话语权不够。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主场外交机遇,把中国话语转化为世界话语,有助于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中国要抓住主办国际会议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倡议,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并借此推出自己的话语概念。十八大以来,主场外交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亚信峰会,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2015年APEC峰会,中国把“互联互通”理念融入领导人宣言之中,通过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倡导亚洲国家为此共同努力。亚洲命运共同体自此成为亚洲国家合作的重要目标。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中国建议要在关注安全、经济、人文三大传统领域的基础上,重点强化本组织六大合作平台,推进各方友好合作取得扎实成果。这一倡议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调。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倡导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此提出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创新发展方式等五点建议。这些倡议都体现在G20峰会公报当中。“从G20杭州峰会的境外舆论来看,涉华报道占外媒有关峰会报道的三分之一之多,中国可谓备受瞩目。”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系统阐述,进一步引导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理解。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为了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中国提出了推进经济务实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和促进人文民间交流四点建议。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提出要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共同目标。在主场外交场合,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演讲的机会,不断推出一些新理念、新建议和新方案,大幅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不过,其效果却参差不齐,一些只是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深度认可,一些则不仅受到广泛关注,也落实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内容。中国通过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效果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与国际受众的利益相关度。

  主场外交参与者比较多元,他们与中国国际话语表达的利益相关性会深刻影响他们对中国话语的共鸣程度。近年来,中国在主场外交中所倡导的公平、发展、互惠、改革等话语,大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因而国际传播效果较好。二是话语的国际适应度。中国话语既要契合中国文化底蕴与价值诉求,也要兼顾世界基本规范与共同利益。为了规避大国孤独崛起的困境,中国的国际话语绝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特色而曲高和寡,而应更多地基于中国文化、中国视角、中国思维来诉说世界的共同利益。三是中国话语与行为的一致程度。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而言,可信度至关重要,关键在于是否言行一致。中国只有不断提升国际话语的可信度,才能获得更强的国际话语权。否则,外界认为中国言大于行,将有损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二)增强国际制度影响力国家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影响力是一国战略能力的重要因素,关系到战略转化的效果。

  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特点,可以成为一些国家的权力操纵工具。比如美国霸权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通过对国际机制和规则的主导,来维系新帝国体系的运转和治理,并从中获取霸权收益。其实,除了霸权国,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也十分重要,制度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形式。

  崛起大国提升国际地位,离不开增强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大体上可以采取两项策略:一是推动现有国际制度内部的改革,二是在外部创建功能重叠的新国际制度。随着实力增强,中国也需要加强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而主场外交是增强中国国际制度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国会在一些主场外交中倡导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在议程设置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不过,中国这样做也有可能被视为反霸举措,影响在现有国际制度中的作用空间。

  利用东道国的便利,在一些中国影响相对较大的国际制度或国际合作领域,中国近年来较为频繁地倡导创设新制度。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双方通过了《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成果文件,谋求将中拉论坛更加机制化。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方提出了加快制定东亚和亚洲互联互通规划、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等国际制度创设建议。2015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中国提出要探索构建以中亚地区为枢纽的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网络,适时考虑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尽快建立上合组织电子商务联盟。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提出了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其中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可被视为制度创新。中国还非常注重提升在既有国际制度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以此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掌握国际政治议程设置的权力和运用国际政治议程设置的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东道主显然在议程设置方面拥有一定优势。十八大以来,在一些主场外交中,中国逐渐有意识地在议程设置当中植入中国理念或中国方案,以此推动国际制度改革。

  2015年APEC峰会,中国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推动亚太经合组织通过《互联互通蓝图》。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2016年G20峰会,中国将发展、创新和贸易问题作为优先讨论事项,使峰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积极参与G20杭州峰会的议程设置,表明了“努力改革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立场。不过,中国通过主场外交提升国际制度影响力,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相对而言,国际制度规则约束力越强,中国提升国际制度影响力的难度就越大。其次是中国在某项国际制度中的能力。

  中国在某些国际制度中的地位越高、能力越强,在主场外交的议程设置方面就更能有所作为。比如中国主办自身创设或事关周边地区的主场外交,就比中国承办国际会议拥有更强的议程设置能力。最后是国际制度的内部竞争。由于国际制度的非中性特点,各国在国际制度内部不乏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制度改革的难度,也制约了中国主场外交在这方面的作为。比如上合组织扩员后是否会增加该组织内部的竞争程度,对中国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增强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这也提醒中国需要在不同领域巧妙地采用包容性或排他性的制度平衡方式。(三)优化国际形象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

  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需要尽可能地赢得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减轻崛起的压力。主场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力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杨洁篪曾指出,“借我领导人出访和出席重要国际会议以及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要时机,宣传我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政策理念”,“开创了同各国友好合作的新局面,树立了文明、民主、开放、进步、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

  主场外交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优化国际形象。一是通过政策解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国际社会的误解与误判;二是通过展示中国艺术、美食等软实力来获得国际好感。在一些主场外交中,中国领导人在发言时会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政策进行权威解读,以此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这在博鳌亚洲论坛等中国自己创办的主场外交中最为常见。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对“一带一路”政策进行了详细说明。中国领导人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做对于化解外界对“一带一路”产能过剩、势力范围扩张的负面看法具有一定的作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领导人从“怎么看”和“怎么干”两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作了详细阐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非政策进行了系统阐释,旨在回应所谓“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论调的负面影响。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等五方面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认识和信心。不过外界也不乏质疑,认为相对中国释放善意的形象构建而言,博览会能否真正促进务实合作更为关键。展示中国亲和力、文化吸引力等软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中国通过主场外交不断展示自身友好、和平与善良的一面。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提出要“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承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2014年亚信峰会,中国展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表示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

  中国愿意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表达了在中非合作中的友好态度,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此外,中国还通过展示自身的文化吸引力来获得国际好感。主场外交往往会以文艺活动、美食活动等配套活动来显示中国的文化吸引力。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和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期间,中国都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通过传统文化体验、观光等活动,多方面、多维度展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家会议中心着力将餐桌打造成展示丝路文化、中国文化、北京特色的平台。利用主场外交的契机,中国通过政策解读和文化魅力展示等方式来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政策解读的效果与中国的言行一致紧密相关,文化魅力展示效果相对隐性,但也要注意用力过猛产生逆反效果。

  开展主场外交,有助于凝聚国际共识、改革制度乏力、缓解制度供应不足和提供国际援助,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通过主场外交凝聚国际共识。

  当前全球治理因利益、观念差异,对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存在分歧,进而陷入活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困境。中国大量举办主场外交实际上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国际共识的塑造与凝聚。总体来看,中国比较重视对“共同发展”的目标塑造,并诉诸“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的行动路径。

  无论是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原创品牌的主场外交,还是中国承办的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中国都注重塑造“共同发展”的共识。在2019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领导人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领导人倡导通过各自行动和集体合力来解决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还提出了创新发展方式等发展理念。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首先离不开国际社会形成一定的观念“共识”,需要各国政府充分沟通,而主场外交的价值在于提供重要的沟通平台和机会窗口。其次,通过改革制度乏力来增强全球治理的活力。中国在主场外交中非常注重通过议程设置等途径解决国际制度乏力问题。2014年亚信峰会,中国领导人代表中国政府建议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这表明中国想推动亚信峰会从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制度向更具约束力的地区安全制度转变。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积极推动G20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增强改革动力,促成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对加强自由贸易、增强投资信心提供了制度支持。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批准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及其实施纲要、《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继续磋商《上合组织成员国粮食安全合作纲要》草案,这些都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增强上合组织扩员后的活力和合作动力。再次,缓解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力度,这被认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着力点,回应国际社会的期盼或疑虑的最佳举措,有助于体现新兴大国责任,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领导人认为,实力和意愿两个因素决定着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其中综合国力的上升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视此举为大国责任而并非仅仅是霸主国(美国)的责任。

  在诸多主场外交活动中,中国对一些国际制度的创设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方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已经制度化,成为相关领域开展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制度则缓解了国际金融治理领域资金不足、制度乏力等问题。最后,提供国际援助。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更加积极。每逢主场外交,中国都会承诺提供一些国际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习表示,“中国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落实5年内向拉共体成员提供6000个奖学金名额和6000个来华培训名额事宜,以及邀请1000名拉美政党领导人访华计划和‘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

  ”2015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中国宣布支持尽快举办上合组织青年交流年,决定从2016—2017学年起,未来5年共向成员国提供2万人/年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中方将继续加大对成员国人员培训的力度,落实好2015—2017年2000名人员培训目标。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中方宣布将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的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用于加强经贸等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承诺为非洲提供大量援助与合作。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向非洲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支持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实施头雁计划,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人才;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和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这一系列国际援助举措有助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相关合作制度提供发展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向认知。国际认可与国内支持是影响中国国际贡献的重要变量。中国通过凝聚共识、盘活国际制度来促进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完善,需要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世界大国的成长过程中,国内民众对于中国不断增加国际贡献也需要逐渐理解与适应。

  4从“塑造共识”到“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场外交不断增加,尤其以经济类最为突出。

  其中,既有像博鳌亚洲论坛这样中国自创的主场外交品牌也有G20峰会这样的全球性会议。通过对比2013—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杭州G20峰会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类主场外交可以发现,中国在这些主场外交中非常注重战略能力建设,不过受制于参与成员、约束性等因素,中国在其中的战略能力建设也不尽相同。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更注重“塑造共识”,而在G20杭州峰会,中国不仅努力凝聚各方共识,更是谋求“共同行动”来切实有效地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作为一个非官方、开放性的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同时向其他地区开放,为各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博鳌亚洲论坛每年举行年会,自2002年以来,历届年会基本都在3—4月间举行(2003年因“非典”挪至11月举行)。除了年会,每年还会举办各种专题会议,使其成为把脉亚洲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论坛。

  对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每届出席,力图将其打造为中国主场外交的品牌,在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方面不断提升中国的战略能力。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不断传播中国的发展、安全、合作等理念,始终关注亚洲共同体或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重亚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与发展,以此不断“塑造共识”,为推动亚洲地区的共同发展寻求思想基础、倡导努力方向。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致辞中提出了发展理念和安全理念。在发展方面,中国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此要勇于变革创新、同心维护和平、着力推进合作和坚持开放包容,为共同发展提供动力、保障、途径和空间。在安全方面,中国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

  发展和安全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实现发展与安全以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亚洲地区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基于中国经验和亚洲需求,详细阐述共同发展与安全的理念,就是为了凝聚亚洲国家共识,促进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在2014年年会上,中国领导人倡导各国要不断寻求新的动力,通过发展与合作来构建亚洲共同体,包括亚洲利益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亚洲责任共同体。“亚洲共同体”概念受到了与会国家的关注。中国倡导“亚洲共同体”实际上也是要推动亚洲国家增强地区认同,在观念认同的基础上不断促进身份认同。在2015年年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出为了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这实际上是要把亚洲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结合。2016年年会,中国继续倡导亚洲共同体建设,提出要打造发展和合作的共同体。中国领导人指出,亚洲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亚洲各国坚定信心,团结协作,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迎来光明的前景。为此亚洲各国要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共同深化融合发展、共同促进开放包容、共同激发创新活力。在亚洲共同体的目标基础上,中国提出了共同行动的方案。2017年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中国针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面临的困难,倡导总结亚洲经验,弘扬亚洲智慧,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共同打造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亚洲各国要共同坚持和平发展、大力促进创新发展、携手引领开放发展、积极践行共享发展、努力推动公正发展。2018年年会,中国倡导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为此需要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和生态方面共同推进。在中美贸易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也想塑造包容开放、支持全球化的形象。

  2019年年会,中国倡导各国要基于共同命运,采取共同行动,实现共同发展。各国要共同抓住机遇、携手合作和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对于亚洲国家而言,要和衷共济、共同行动,通过深化合作抵御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这就需要亚洲国家协力维护和平发展大环境、协力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协力构建创新发展新格局。回顾近年来的博鳌亚洲论坛,可见中国非常注重塑造亚洲共同体的目标共识,积极凝聚共同发展的行动共识,以此彰显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领导责任。作为中国主导创办的主场外交,中国在博鳌亚洲论坛议程设置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从历届年会来看,中国都尽可能把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植入会议主题和主要议程当中,以彰显自身的的影响力。由于每届论坛年会都在中国“两会”后不久举办,中国也利用这一平台及时解读最新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变化,加深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正向认同和理解。

  总之,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主导创办的主场外交品牌,其定位主要在经济领域,作为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地区论坛,并不制定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协议,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在论坛中具有较大空间来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影响力和国际形象,通过不断塑造共识来增进地区治理。(二)G20杭州峰会

  与中国固定主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不同,G20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成员囊括当今世界各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

  G20峰会一般会就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问题作出具有约束性的决定,因而成员国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G20实际上也是各国制度竞争的平台。“由于G20不设置常驻秘书处,G20峰会的主办国在议程设置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可以说是中国增强在国际经济领域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正如王毅外长指出,“主办杭州峰会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我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运筹同主要各方关系,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影响。”在G20杭州峰会中,中国的主要贡献是促进G20成员国“共同行动”。作为峰会的东道国,通过议程设置和制度改革,中国不断提出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努力推动G20机制更有活力和效力,缓解机制僵化和效力不足的困境。

  杭州峰会通过了由中方主导起草的纲领性文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首先,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提出中国方案,以增强全球经济的活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力争在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挥领导力。作为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对于更为合理的投资规则有强烈需求。为了提振贸易与投资两大引擎作用,中国倡议设立贸易投资工作组,并在2016年7月贸易部长会议上出台G20首份贸易部长声明。

  G20领导人核准了贸易部长会议达成的《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其中,后者是世界范围内首份关于投资政策的多边纲领性文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有助于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和歧视。其次,邀请中国的友好国家参会,以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除了G20成员国,G20杭州峰会还邀请了77国集团国泰国、埃及、哈萨克斯坦、新加坡、老挝、塞内加尔等国参会,以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也展示了开放、灵活的新型多边主义,有助于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很多议题上与中国有着较为一致的诉求,有助于增强中国在相关议程中的国际支持,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再次,以结构性改革统筹货币与财政政策,增强G20机制的行动力。“与此前峰会仅强调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同,杭州G20峰会《公报》明确将结构性改革放入政策工具篮子,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道服务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目标。”这实际上在推动G20从过去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为重点,转向以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为重点,标志着G20引导各国转向短、中、长期议题并重,标本兼治的系统化治理新方向。这一转变与中国的努力密不可分。

  最后,将发展问题作为峰会重要议程,为G20机制提供可持续动力。在中国的推动下,2016年G20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展开合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以往的G20峰会中,对发展问题并不太关注。而杭州G20峰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充当东道国,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动峰会重视发展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为了更好地助力共同发展,G20领导人核准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表明中国的发展经验获得了国际认可。总体而言,G20杭州峰会的议程设置,有助于增强G20机制的活力与效力,为G20成员国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目标与方案。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G20机制中的影响力,增强了中国对贸易、投资、发展等议题的影响。不过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G20机制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中国所推动的相关议案能否落实也面临不确定性,制约了中国在G20机制中战略能力的持续有效提升。

  结 语中国主场外交与全球治理的愿景本文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主场外交。中国主场外交旨在提升中国的战略能力,促进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完善。

  通过开展主场外交,中国的战略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还比较有限,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贡献却日益增加,彼此之间的张力促使中国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权责统一。

  目前中国主要适宜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来扩大国际影响。促进中国国家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换的关键在于战略能力提升,主场外交作为“战略转化”环节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影响力、国际形象、国际贡献四个方面,主场外交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创办的主场外交中,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更为显著,国际制度影响力也更大。在承办G20峰会这样的主场外交中,国家竞争更为激烈,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制度影响力会更加困难。主场外交的成效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办主场外交有助于丰富中国的大国外交经验。

  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大国外交经验还需要不断积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外交实现转型,逐渐由“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这无疑需要中国外交在不断探索中积累经验,践行新型多边主义。在主场外交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包括主题及议程设置、重要成员的协调配合、国内外舆论的把握和引导、多边机制的能力提升等方面,中国仍处于学习和积累经验的阶段。二是有助于提高中国民众的国际认知水平。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中国外交也日益具有“大外交”的特点,民众成为外交主体之一,其国际认知水平日益重要。通过主场外交的熏陶和参与,中国民众的国际认知水平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培养更加积极健康的大国心态,增强对国际责任和大国外交的认同与支持。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近年来中国主场外交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主场外交的国内协调问题。由于主场外交规模大、内容广、主体多,需要央地之间、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避免各行其是,削弱主场外交的总体效果。二是主场外交的政策落实问题。

  在主场外交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一般都会提出很多倡议或方案,这些政策动议的具体落实情况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也关系到中国通过主场外交提升战略能力的长期成效。三是主场外交的长效机制问题。目前中国创建了不少主场外交品牌,其中既有像博鳌亚洲论坛这样延续多年的会议机制,也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样配合重大战略实施的会议机制,还有一些不定期举行的主场外交活动。实现这些主场外交的长效机制,需要更为关注主场外交在战略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尽可能形成相对固定的会议机制,不断增强主场外交的国际影响。四是主场外交的成本优化问题。主场外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比如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青岛上合峰会在基础设施方面都投入不菲,一些场馆建设后续利用有限,这些都增加了主场外交的成本。为了切实办好主场外交,实现主场外交的成本优化很有必要。为了不断提升主场外交的效果和影响,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改进和完善。一是加强政府、智库、媒体、学者之间的聚合作用。目前主场外交在国际话语权塑造方面主要依靠政府发声、媒体跟进,学者和智库的作用还有待挖掘。强化上述四者之间的聚合作用,并加强与国外智库、媒体和学者之间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是提升国际制度影响力方面要加强内外联动。如何通过主场外交提升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不能一味地靠创办新的主场外交,而是要寻求如何更好地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避免曲高和寡、孤独发声,要有意识地组建一些议题联盟实现共同发声、共同造势、共同变革,把增强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嵌入其中。三是尽量减少主场外交的成本投入。主场外交的选址应相对固定,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竞争。与此同时,在举办主场外交活动时加强公私合作,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参与“主场外交”的辅助性工作,也有利于培养中国民众更多的国际意识。四是要提高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援助的透明度、制度化水平,减少国内外质疑。虽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援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贡献,但也引发了一些国内外的误解,削弱了主场外交的效果。因此,实有必要提高这方面的透明度和制度化水平,助力主场外交的长效机制建设。随着实力增强,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治理方面态度更加积极,在总目标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总路径上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重大战略手段方面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新举措,在观念方面提出了包容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等诸多中国理念。通过开展主场外交,中国提供和创造了更多的国际交流平台和合作机会,有助于落实执行这些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举措。总之,主场外交增强了中国的战略能力,也使得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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